一、二审调解前，一审中未被提起上诉的判决内容已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2004)亭民一初字第N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刘尧父母离婚，并判决：“被告瞿某每月负担刘尧抚养费100元，从2004年10月份起自其独立生活止。”上诉期内，瞿某仅对财产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答辩中，刘尧父亲也明确提出：“离婚判决已经生效。”法院对上诉请求进行调解，形成了(2005)第X号《民事调解书》，该法律文书表述：“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刘某与瞿某婚姻离异。二、瞿某自2004年10月起每月给付刘尧抚养费100元，至刘尧独立生活时止。…”2007年11月，刘尧起诉要求瞿某提高抚养费标准，审理后形成的判决书称原告诉称：“经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被告瞿某自2004年10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00元。”对于100元标准是经调解达成的措辞，刘尧的法定代理人不能接受，除非理解为“经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根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被告瞿某自2004年10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00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该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为“判决”分别针对当事人的特定诉讼请求，所以，不存在因当事人不服某一诉求的不满足或不公正对待，而被视为对全部判决的不服。即民诉法上述条款中“判决”的真实内涵是指“对有关诉求的判决”或任意判决项。上诉人所不服的有关诉求的判决以外的判决，依法则属“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以，瞿某在上诉期内仅对财产判决表示不服，离婚判决及抚养费标准判决已经生效，对刘尧父母的法律约束力已形成。
只要在上诉期内未就有关诉求的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期届满，未被提起上诉的判决内容就对双方当事人产生不依其个人意志转移的法律约束力。
二、对于已生效的判决内容，即使自愿受其约束也不成立民法意义上的“自愿达成”。
自愿达成，体现当事人双方从事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自愿原则的实质，就是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去从事民事活动，国家一般不干预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其内容应该包括自己行为和自己责任两个方面。自己行为，即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与民事活动，以及参与的内容、行为方式等;自己责任，即民事主体要对自己参与民事活动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引自法律出版社《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三卷第6页)
分析二审调解书中延自一审判决且未被提起上诉的部分，是否体现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若以冠于“自愿达成协议”项下为由，认定抚养费标准为自愿达成，则刘尧父母离异，也是父母自愿的结果。但在一审中父母是被判决离异，不容置疑，在上诉期内瞿某又确未对离异判决表示不服。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对人身关系判决不服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不存在超出诉讼请求来调解刘瞿二人重修旧好，使不解除的可能。刘父起诉要求离婚，上诉期满后，离婚判决的效力状况已经确定或基本确定，所以刘父不存在向对方作财产割让上的妥协，而意图瞿某同意离异主张的主观动机，瞿某也没有离与不离的意志的自由。他们都没有以自愿的方式为“自己行为”的条件和自由。从“自己责任”的角度分析，离异与否是基于判决内容的生效，从生效之日起，相应法律后果即不以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与其后的调解书中的条款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双方当事人在签署相关《民事调解书》后，其承担的结果，也不是以自由意志表达共同的思想所导致的结果。由此，刘尧父母的离婚，仍然是判决离婚，而不是调解离婚，不能因二审对中不服有关判决的部分进行调解，而一概认为离婚的性质变成调解离婚，除非离婚判决被提起上诉。
三、签收书行为不具有证明调解书中的协议条款“自愿达成”的充分性，厘清“自愿达成”的欺诈性，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维护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
被冠在“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下的婚姻离异，依据法律规定，不属于调解离婚的情形，当然也就可以推知，所谓“自愿达成”不体现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同样延自未被提起上诉的一审抚养费给付标准的判决内容，也并非刘瞿二人“自愿达成”，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仅是出于制作上的便利，将未被提起上诉的一审判决在二审调解书中“列入”，以便于进一步明确人身关系、抚养关系等，以及此后涉及执行时的需要。双方当事人签收调解书，是调解书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依据，所以签收行为，表明双方当事人认同该调解书中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及自愿接受其约束，签收行为本身不反映双方当事人在签收前对调解书的协议项下的全部条款依自由意志自愿达成。
厘清与离婚有关的二审调解书中常见的“自愿达成”的欺骗性在于：一是有助于预防法院故意设置陷阱侵犯一方当事人权益，以明示的“自愿达成”，规避有关当事人在签收后向法院提出被欺诈或逼迫的主张;二是对于一方故意歪曲事实导致抚养费标准过低的情形，在增加抚养费诉讼中，子女得以举证该故意歪曲事实，主张侵权行为导致的抚养费标准不当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