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案的焦点：即遗赠人周某遗赠自己的财产（姑且不论周某遗赠自己无权遗赠的效力问题）是否一定有效？对本案争议较大，产生了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遗赠人周某在与李某尚存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公然与原告同居；且立下遗嘱准备将财产遗赠给与其长期非法同居的本案原告。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则和《婚姻法》确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在周某患肝癌至死亡时，均由李某及其亲友照顾，而周某却在此期间将全部个人财产遗赠给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作为自己三十年合法妻子李某的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民众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

　　《民法》作为一国人民思想、文化、观念、传统的集中体现，不能忽视来自民众的声音，否则法律就不能渗入社会实践，不能对人民群众的意识行动产生导向作用。本案中如果机械地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引用《继承法》第16条第一款进行处理，实质上是对遗赠人周某“包二奶”，将财产赠与“二奶”这种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支持，破坏了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行为规范，使广大群众对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产生怀疑。

　　《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还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种道德性社会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护第三人者邱某在本案中可能获得的利益，肯定有违《继承法》的立法精神，动摇我国法律的根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继承法》的立法者们在立法时不能预见的。这也是成文法的局限所在。《民法通则》对民事行为的原则性规定，也是在保证引用特别法的规定有违立法精神的情况下，能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所以，对本案，根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应宣告遗赠行为无效。

　　第二种观点：遗赠人周某生前所立遗嘱意思表示真实，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经公证，合法有效，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该条第三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尽管邱某是第三者，也不影响遗赠的效力，即使是正在服刑的罪犯，也有权获得遗赠。《继承法》并未明确规定“禁止将财产遗赠给第三者（非法同居关系）等不正当关系的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