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天，在深圳市罗湖区婚姻登记处担任1年多离婚调解员的周圣蓉，看到一对30岁出头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走进离婚登记室的大门，赶紧迎了上去。

“女方情绪不好，一直在哭，我们就问，你们是双方一起坐下来跟我们聊，还是分开单独聊？”女方提出要单独聊。听到引发离婚的起因竟是因为男方在半夜12点多执意打网络扑克，周圣蓉不禁唏嘘，“难道真的是因为疫情期间的隔离生活，日夜颠倒造成生活习惯混乱这一点小事，而引起的离婚吗？”

实际上，从今年2月10日罗湖区婚姻登记处开始恢复正常上班以后，离婚变成了件很不容易的事。根据疫情期间的统一安排，婚姻登记已经由线下线上同时预约排队变成了只能由线上预约，没有预约的就无法登记。

记者在4月27日通过深圳民政公众号发现，一个月内的离婚预约已经排满了，全市所有区的婚姻登记处号源都显示为零。

这对带着孩子来离婚的夫妻显然是预约了很久才约到号源，心意已决来离婚的。周圣蓉向双方反复询问，才知道他们离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原来，还真不是因为一场执意要打的深夜扑克而引起的家庭危机，两人的情感危机酝酿已久。

女方讲述，孩子爸爸掌控欲太强，两口子吵架的时候，男方有时会动手，女方就报警。久而久之，女方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离家出走，十天半个月不回家。而男方认为自己对家庭和爱人都是百分百付出，家务全干，工资全交，对孩子又非常有耐心，不明白为什么女方动辄报警、出走。

周圣蓉也看到，男方的离婚意愿并不强烈，而女方实际上对家庭的眷恋也非常深。于是她深入了解了男方的生长背景。原来，男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童年有过被欺负等创伤经历，导致长期安全感缺失。组建家庭以后，他把原生家庭的印迹也带入其中，女方遇到矛盾只要一出走，男方就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产生。而女方也对男方家庭暴力行为有心理阴影。

周圣蓉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其实在婚姻中，他们就是一对没有长大的孩子。“遇到分歧，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到了就开心，做不到就像个孩子一样闹，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成长，即使离婚了，因为你们的不成长，以后还是会发生同样的问题，那时候你们还是继续用离婚的方式解决吗？”

那天，周圣蓉戴着口罩在调解室里跟他们聊了一下午。聊到最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了起来。然后，开开心心地走了。临出门时，登记处的门卫冲着周圣蓉露出笑容，看来是调解好了！看着窗外已是晚霞漫天，周圣蓉觉得自己的成就感不是来自劝和了这对要离婚的夫妻，而是帮助他们得到了成长。

疫情期间的离婚只是表面激增

深圳市罗湖区婚姻登记处主任黎少忠告诉记者，从2月10日罗湖区婚姻登记处开始上班以来，前来离婚的人几乎是天天爆满。

记者查阅了深圳其他几个区的离婚号源，发现一号难求的现象非常普遍。黎少忠表示，离婚预约难，一定程度上跟疫情期间加强管理有关，罗湖区开放的号源已经算是多了，但是每天也只能办20多对。

针对预约离婚的人天天爆满等现状，黎少忠很快启动了筹备已久的婚姻家庭讲堂计划——“幸福婚姻，爱在家庭”系列公益课。只不过，这次是把原来线下面授的课程改到了线上。讲课的老师很多都是他们在婚姻登记处长期进行公益服务的心理咨询导师。

其中就包括深圳市维家·婚姻帮。这是一家民办非企业机构，早在1年前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驻深圳市多个区级婚姻登记处，在一线长期从事婚姻家庭辅导和调解，周圣蓉就是其中的一员。

“像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一些城市离婚申请量创下新高，我们感受并不明显。”周圣蓉说，疫情伊始，罗湖区民政局就在其公众号上公布了婚姻调解员的个人手机号码，“感觉疫情期间来离婚的人不会那么多，由于疫情原因不能面谈，每个月的电话咨询量也就20多个吧”。

实际上，根据深圳市维家·婚姻帮驻深圳市罗湖区婚姻登记处的统计，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下半年，也就是从2019年7月到12月的时间段内，一共有203对夫妇前来离婚时接受了调解，其中有163对调解成功，42对没有成功”。

周圣蓉和同事发现，追踪这些离婚人群，可以说有一定的共性——大多数处于30岁~40岁这个年龄段，普遍都是由于“上有老，下有小”，又要抚养孩子、又要照顾老人，同时又面临深圳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生存压力，没有有效处理矛盾而引发的婚姻危机。#p#分页标题#e#

实际上，现在流行的所谓“三观不合”其实并不存在，“我们通过一线数据了解发现，大多数的婚姻家庭矛盾，其实就是源于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异，这是大多数问题婚姻中最主要的矛盾”。

让男女双方正确看待性别本身的生理和心理层面带来的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维家·婚姻帮在疫情期间接手了一个调解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双方都是非常年轻的新婚夫妻，但男方喜欢安静，通常比较沉默，而女方更在意沟通交流，希望双方的相处模式是“每天都有讲不完的话”。平时上班工作忙，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但在疫情期间，这种差异一下就被放大了。

“来我们婚登处离婚时，其实就是因为双方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几句口角之争引发了矛盾，然后愈演愈烈，闹到来离婚。”周圣蓉告诉记者，女方认为，男方都已经不跟她讲话了，这个生活还有什么意思；男方则认为女方无理取闹，但不像女方那样执意要离婚。

调解员说，其实这类情况在他们调解的案例中比较多，大都发生在一些年轻人的家庭中，双方的相处模式还没有磨合好，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由于男女差异形成的长期矛盾导致的。

“这类事件是有其内因、外因和本因的。”从这类案例来说，男方长期不跟女方沟通，对女方来说就是感受不到男方的关爱，这是外因；而双方因为沟通相处模式的不同，经常吵架发生矛盾，这是内因；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都有情绪，并且把情绪代入对话中，变成了互相发脾气，这就成了本因。“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逐一呈现给当事人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其实需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可忽视的后疫情时代

广东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秘书长兰子，是一位有20年婚姻辅导经验的资深导师，在她看来，疫情期间离婚率上升只是表面现象，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无非是这四点：首先，是大多数家庭因停工延工，收入减少、经济压力倍增，从而引发各类情感问题；其次，疫情之下，压力等负面情绪容易向最亲近的人宣泄；另外，疫情期间原有的家庭矛盾强化和激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居家隔离势必导致家庭生活空间高度重叠，可能引发资源匮乏形成的家庭矛盾。

“疫情期间家庭收入锐减，是造成大多数婚姻爆雷的最主要原因，但这四个原因有时也是互相影响的。”兰子说，在深圳，很多家庭有了孩子以后，生活空间显得更为局促，原本家庭成员之间各个时间维度上的生活空间是不同的，平时父母上班、子女上学或找同伴外出玩耍，相互碰面的时间不多，所以在生活资源方面无冲突。而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会导致生活空间高度重叠，可能会因为对某些家庭空间（如洗手间）、家庭设施（如电视、电脑）的竞争使用、家庭生活（购买何种食物、日用品）的决策权争夺而产生资源匮乏感，从而引发家庭矛盾。

深圳市妇联反家暴试点心理咨询师王留锋表示，夫妻关系经营能力不足，缺少共同体验，感情账户透支。平时忙于工作、应酬，聚少离多，感情没有维护好，出了问题还有缓冲空间。现在长期封闭在一个狭小空间内，问题会相对更加突出，且无回旋余地。原来不重要、不明显、能隐忍的事儿都会放大。

“后疫情时代，婚姻关系面临新的挑战。”王留锋说，当人们遭遇重大变故，内心会更倾向选择基本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隐忍、凑合作用明显下降。比如：为了孩子凑合着过吧，考虑即使离了婚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人等，但经历过灾难后，这些制约因素显得不再重要了，人们从心理上会更加趋向于善待自己，觉得没必要凑合，断舍离坚决毅然。

王留锋建议，男女双方都需要了解一些心理学的基本常识。心理学家很早就发现，经历悲伤的时候，女性更常会去纠结事情产生的原因以及自己当时的感受，而男性更多会选择专注于其他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换句话说，你很难过，他也很难过，但你应对难过的方式是让自己沉浸在难过里，而他的方式是“先来盘游戏缓解一下情绪”。他并不是不难过，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排解情绪。

“在疫情的焦虑下，人们大多会更渴望家庭，更渴望亲情的联结。”王留锋表示逃避困难和责任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夫妻双方珍惜家庭生活的机会，学会正确处理家庭矛盾的方法。只有正确对待婚姻，学会久处不厌，才能让夫妻幸福地在一起。#p#分页标题#e#